一、《理想国》中有关艺术的论述
《理想国》以关于“正义”的讨论开篇。第一次出现有关诗歌和诗人的内容是在谈论“正义的城邦”中，由朴素的城邦转为奢华的城邦时，所增加的“并非自然欲求所需要的”职业中的一种。但在此处并未详细展开。
在第二卷末尾，柏拉图开始了对诗歌的正式讨论。柏拉图首先讨论了诗歌在教育城邦保卫者时的作用。诗歌教育或文艺教育是教育的两个部分之一，并且是所有教育的开端，因此有必要对教育的诗歌建立一套“针对虚构故事作者的审查制度”。审查的原则是，作为城邦保卫者教育的诗歌的内容必须不能讲述谎言，要将神描述为“善”的事物的创造者，而非一切的创造者，同时不能将神描述为欺骗者或变化的魔术师。这一要求是出于维护城邦保卫者的品质的目的。城邦保卫者需要有正直、勇敢、善良的品质，因此要对他们接触到的诗歌加以限制，避免他们接触到包含欺骗、神之间的争斗之类的内容。此时，对于诗歌审查的原则，更多是出于教育的意义考量，不能算得上可以广泛适用的评价标准。
在确立原则之后，在第三卷中，基于审查的原则，柏拉图提出了对城邦保卫者进行教育的诗歌应有的主题和风格。为了使城邦保卫者具有勇敢、克制的品质，诗歌的主题不能描绘冥界的恐怖、英雄的放纵和爱财，并进一步，禁止描绘神的恶行的诗歌。在诗歌的风格方面。基于完美城邦的单一性的原则，一个人只能扮演一个角色，这就禁止了模仿的风格，因为模仿者可以同时模仿善人与恶人。因此，被允许的风格只有叙述，或是由正直善良的人模仿美德行为。
此处论说的对诗歌和文学教育的要求仍旧是优先考虑教育意义的。而之后对于音乐教育的要求，相比于对诗歌教育的要求，就原文论述的形式而言，虽然其出发点仍是教育意义的，但其适用范围已经扩大了。首先，在曲调的要求上，为了维持勇敢和克制，只有成功而自由的和不幸而节制的两种曲调被允许。其次，在节奏的要求上，由于节奏和曲调受制于词语，而词语取决于灵魂的特质，因此正当、高贵的灵魂应当带来简单优雅的节奏。此时，对于音乐教育讨论，已经不仅局限于对城邦保卫者的教育意义上，而且这同时也是对“贪奢的城邦”的“净化”，也就是说，这里关于音乐教育的讨论的适用范围可以扩大到整个城邦，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审美评价。
由此，柏拉图将从音乐教育中得出的结论推广到一切艺术领域。一切“具有创造性的有益的技艺”都充满了“优雅与和谐”，因为优雅与和谐源于“善和美德”，并且与他们相似。音乐的目的是“对美的爱”，这种爱是真正的爱，是有节制的、和谐的爱。由于艺术可以和灵魂共鸣，所以好的艺术教育是必要的，它能够让人“拥有真正的鉴赏力”，成就其“高贵与善良”。
第三卷中关于音乐和艺术的论说到此结束。柏拉图从对城邦保卫者的教育出发，不断扩大涉及的对象和范围，最终给出了一般性的对于艺术的评判标准。在柏拉图看来，好的艺术应当出自“善”，充满“优雅与和谐”，并且是有节制的。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——“善”的概念——在此处并没有详细说明。参照之后的第六卷中柏拉图对“善”的论述，此处的“善”的含义更接近于“真理”或“美德”。因此，在柏拉图的观念中，好的艺术要表现诚实、勇敢、善良、节制等诸多美德。而与之相对的，谎言、滥情、放纵相关的艺术则是坏的艺术，应当被取缔。
这一观点在第十卷中有了更加清晰完整的论说。第十卷以关于模仿的概念界定开篇，指出模仿是与“自然相隔两层”之物。制造者遵照理念制作实物，而模仿者模仿的是物体的表象，不能模仿物体的理念。因此，模仿者遵照的是人的直接感觉，而非测量、计数、称重的理性的结果；前者可以被光影的魔术欺骗，而后者永远接近真实。在这些意义上，诗歌等艺术采用的模仿的方式，调动的是人的感性部分，而非理性部分，并且对感性的过度激发对保持理性与克制有害。在柏拉图看来，理性和礼法高于感性，因此一个理想的城邦应当驱逐诗人，因为诗歌对理性的有害的。
但是，在全部的关于诗歌和艺术的论说中，柏拉图从未否定诗歌和艺术的形式的感染力。他承认诗歌是“迷人的”“令人愉快的”，并且艺术教育可以与灵魂共鸣，使人印象深刻。因此，柏拉图最后做出的“驱逐诗人”的判断，仅仅是出于理性的因素与考量；但理性胜过感性，因此仅有理性的考虑也是足够有力的。
二、柏拉图之问
在《理想国》中，柏拉图作出“驱逐诗人”的论断之后，还有一些额外的补充说明。因为“驱逐诗人”的判断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考量，所以如果诗歌和诗人能够在理性的层面上，“用散文“为诗歌辩护，或者说，从哲学的角度证明诗歌并非对理性有害而是有益，那么，城邦依然欢迎诗人的到来，因为此时的诗歌已经被证明为“令人愉快”且有用的。这体现了柏拉图在批评诗歌的同时，也在试图在同一立场上为诗歌作出辩护。
如何用哲学的方式说明诗歌并非对理性有害——柏拉图向后世提出这一问题，但没有作出回答。
而如果换一个视角，柏拉图关于诗歌和艺术的论断中，仍有值得商榷之处。柏拉图推崇理性和节制，在这一层面上，他将符合理性、适于节制的艺术称为好的艺术，而不对作品在感染力和表现力上作出质疑。但在生活经验中，对于文艺作品的评价，大多是出于后者而非前者。那么，这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之间有何关系？
在柏拉图的论说中，似乎这两种标准是完全正交，互不干扰的。对于迷人的、令人愉悦的艺术作品，其内容可以是理性的、与美德相关的、教人节制的，也可以是反过来使人放纵堕落的。而且不仅如此，正式因为艺术作品自身具有的吸引力，才有了严格从理性上区分与评价它们的需要，以防止坏的作品带来的负面影响。由此推论，这暗含着另一种说法：对于那些人们经验中认为较差的作品，也就是那些缺乏感染力的作品，并不需要在理性层面对其做出评价，因为它们缺乏撼动人的理性的能力和基础。
三、对问题的回应
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提出对于诗歌的种种诘难时，基于的不是审美的视角，而是包含了一定的政治哲学的考量在内。这与《理想国》成书的背景有关。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，古希腊的民主政治遭到了很大的破坏。柏拉图在书中猛烈抨击僭主，尝试建立正义的“理想国”，是柏拉图作为政治家的身份在哲学上的体现。因此，在《理想国》中，柏拉图强调文艺的工具性，刻意忽略艺术的本体性，将艺术作为城邦政治的工具，主张用哲学代替艺术。
出于《理想国》的写作目的，柏拉图无法在书中对艺术进行去政治化的评论，但他仍旧试图为诗歌进行辩护。他肯定了艺术作品仍有通向“善”的可能。《理想国》全书的结尾，所写的厄尔的冥界之行的故事，可以看作是他自身所举的“好的艺术”的例证。
抛开政治与实用主义的影响，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对柏拉图的观点提出了反对。亚里士多德认为，诗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具有普遍性，而诗起源于人类爱好和谐的本能，因此对情绪有净化的作用。这否定了柏拉图对于诗的政治性、实用性的评论，转而开启了对于诗本身的研究，关注诗的技艺和艺术。
近代以来，海德格尔、施特劳斯、朱光潜等人都对柏拉图之问做出过回应。从当代美学的观点来看，艺术不再是单纯的形而上的命题，而是具有本体论的意义。海德格尔认为，艺术并非对器物的模仿，而是在“筹划”与“创造”。艺术可以在有用性的意义之外，表现出器物“可靠性”的存在，也就是说，艺术家创造的作品比使用中的实在的器物更加接近“大地”或是自然的理念。比如，人物画中对细节的把握和对解刨结构的体现，是只有画家才会专门注意并研究的，而对于一般人，这些细节往往隐藏在潜意识中而没有被注意到。
柏拉图关于艺术的种种批评，实际上开启了关于文艺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冲突的思考。我们无法彻底否认文艺具有工具性和政治性的作用，但同时也不能完全用政治性的评价代替文艺自身的评价。艺术本身应当具有完整的、独立的价值，而这种价值在现实的、实用的框架的支撑下得以实现和升华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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